近日斯坦福大学发布了《AI Index 2026》报告，数据显示，84%的中国人对人工智能（AI）态度积极，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比例最高；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38%。另一组相关数据是，72%的中国人表示信任AI，美国只有32%。有外媒好奇，面对AI，为什么中国民众远比美国人乐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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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两国民众截然不同的态度，显然不是“文化偏好”这类简单理由就能解释的。实际上，不只是AI，中美民众在技术认知层面的重大差异，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产业结构、治理逻辑和发展经验。
不同的劳动人口构成，是中美民众对AI态度分化的直接原因之一。美国是典型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，金融、法律咨询之类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0%，而这恰恰也是受大模型与生成式AI冲击最重的领域。随着这些白领的工作经验不断被“炼化”，成为AI能力的一部分，美国民众被替代的焦虑是具体而紧迫的。
反观中国，制造业一直是经济和就业的压舱石。服务业就业人数虽然不少，但也往往与制造业紧密相关。在工厂车间、物流仓库、田间地头，AI被广泛应用于辅助质检、优化排产、提升效率，而非直接取代人力。结果就是，对一线研发与产业工人，AI不是入侵者，而是有益的新工具；落地的模式是人机协作，而非人机替代。
此外，中美民众对监管体系的信任度差异也很大。对AI的“信任”，实质上也代表着民众对技术治理能力的信心。从社交媒体到电商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说明，对于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，政府监管总是强有力、成效卓著的。社会的平稳运行早已让民众相信，即便AI可能带来一些技术性问题，但政府永远是更强大的兜底保障。这种确定性和安全感，转化成了对技术本身的信任感。
而在美国，民众看到的，是科技巨头重金游说国会、监管法案反复扯皮、不同州法律相互打架，导致联邦层面的AI治理框架至今支离破碎。当普通美国人本就在“零元购”、毒品泛滥、暴力犯罪频发中积累着对公共治理的不满时，对Anthropic、OpenAI等企业的技术迭代自然更容易感到不安：不仅AI是不受约束的“黑箱”，就连对AI的监管和规则边界也是“黑箱”。
更深一层的差异，根植于不同的技术文化土壤。中国社会历来有浓厚的实用主义传统。从移动支付到短视频，从电商直播到智慧城市，中国民众拥抱技术的原因从来都很朴素：能不能让生活更方便、更省钱、更高效？AI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——AI辅助看病挂号、智能客服售后、推荐算法匹配内容、自动驾驶优化出行，这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应用，让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收获正反馈，乐观情绪自然水涨船高。
而在美国，AI的公共叙事中有着明显“教派化”的倾向。AGI、人类命运、技术奇点等宏大词汇，让技术讨论过度哲学化、抽象化、神秘化。民众感受不到多少便利与实惠，只有愈发不可控的未知。AI越被描述成改变人类文明的神秘力量，普通人的疏离感和警惕感就越强。
过去二十余年中国持续的技术迭代，在社会层面沉淀为一种集体经验——技术改变生活、改善生活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港股配资炒股门户，当“技术红利”惠及每个人，当强有力的监管将隐患与问题妥善化解，民众的心态又怎么会抗拒、排斥呢？中国民众对AI的乐观并非盲目热情，而是基于经验的理性判断。有效的社会治理、实用主义的文化底色、持续的技术普惠经验，共同塑造了“技术向善”的社会共识。这种乐观不是来自技术，而是来自对“中国道路”“中国之治”的坚定信心。（作者是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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